不过，比例原则与预防原则并不只是限制与对抗的关系，也有补充与协作的关系。
[24]畠山武道『環境リスクと予防原則Ⅱ予防原則論争』（信山社、2019年）153頁。这时，产品供应者则要向利用者、私人、消费者团体、市民或公共机构证明产品或其制造过程造成的危险性质或风险水平。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限定预防原则适用的损害对象意义相当小。二是结构性原则，即以某些法律规范为基础并且使其合法化的一般性指导思想。将Precautionary Approach译作预防径路或许更好（日本官方译作予防的な取組方法或予防的方策，学界则音译为予防的アプローチ）。其次，风险预防措施是针对不确定性风险的措施。但问题在于，正是因为其中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才有了预防原则的适用。
行政机关应当根据科学的发展变化，周期性地对预防措施展开评估，看其是否仍然有存在的必要，必要时修正或者废止预防措施。不确定性不等于一无所知，谁也无法预见、设想的事情，原本就欠缺事前注意的条件，因而，也不能以预防原则加以应对。[26]但是，这里的怀疑是需要一定的合理性根据的。
虽然弱预防原则也有争议，但争议更大的是强预防原则。因此，要由企业界承担风险评估的科学工作，而非政府一方。1992年6月11日，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签署该公约，同年11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批准。普通的货物产品入境只需履行通关手续、缴纳关税即可，而首次入境的这些生物产品等则需经安全审查后方可批准。
（二）风险预防措施的启动条件 面对何时、如何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诸多争议，2000年2月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通讯》（Com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on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2000，以下简称《欧委会通讯》），意在给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以及各成员国提供一般性指针。[32]See Commission from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on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COM （2000）1 final, §6.3. [33]戸部真澄『不確実性の法的制御——ドイツ環境行政法からの示唆』（信山社、2009年）55-57頁参照。
[37]Eve Truilhe-Marengo（中原大郎訳）「法における科学的不確実性の扱いに関する多角的検討―EU法における不確実なリスクの扱い」吉田克己=Mathilde Hautereau-Boutonnet編『環境リスクへの法的対応――日仏の視線の交錯』（成文堂、2017年）25頁参照。《欧委会通讯》提及的标准只是选定的保护水准（the chosen level of protection, §3, §5）或适当的保护水准（the appropriate level of protection, §6.3.1）。也正是在这一点上，风险预防措施突破了传统行政法的确定性要求，给私人的权利保护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选择越高的‘保护水准，预期的损害就越容易与其相抵触，通过这一基准的障碍就越低。
虽然从基本权利保护义务未必始终能推导出采取预防行动的要求，但要求采取合乎预防原则的行动却是宪法的要求。1.说明理由和公众参与 应当承认的是，风险预防措施在实体上是不容易受到控制的，故而，正当程序的要求显得尤为重要。（2）适用对象上是否包含事前考虑资源问题，德国很多见解是认为包括的。笔者下面对其他几项原则略作展开。
[28]这也要求行政机关在采取风险预防措施时不仅要遵循科学原则的要求，还要保持公开性、透明性和参与性。[18] 我国的很多立法都使用了预防一词，但属于本文风险预防意义上的预防并不是很多。
在考虑预防措施对环境、人类、动植物健康的保护是否有必要时，应当根据可及的数据对潜在的负面效果展开科学判断。在此情境中，法律上的证明责任是否有用，不是很清楚。
现有相关研究虽然不少，但仍有推进的空间。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在比较衡量上有较大的判断余地，司法机关也很难展开高强度的合比例性审查，更多地是判断过程性审查。四、风险预防措施合法性的举证责任 行政机关根据风险预防原则采取预防措施，措施的合法性也时常会引起争议。（一）比例原则：风险预防措施的权衡 对于基本权利、法治国家而言，在意识到预防原则的问题后，最根本的追问在于：在何种情况下，防止将来发生实际损害的目的能成为将投入权力性手段正当化的条件？国家的权力性手段限制个人的基本权利时，要有法律上的根据，要有超出基本权利所保障利益的实质性正当化理由。因此，风险预防不应以最大限度为目标，而应以最为妥当为目标。[31]松本和彦「公法解釈における諸原理·原則の対抗：憲法学から見た比例原則·予防原則·平等原則」公法研究81号（2019年）72頁。
因为，从哲学的角度看，证明存在威胁的提证责任和证明行动安全的说服责任的履行都是不可能的。国家需要在风险的成本、潜在的收益、引发新风险的可能及其损失大小、经营自由、风险设施的其他替代方案等诸多因素之间作出适当的比较与衡量。
[17]但这并不意味着预防原则失去了法原则的意义。例如，警察将醉酒的人带回警局约束至酒醒为止，约束措施是针对人身危险的，不属于风险预防措施。
[44][德]克里斯蒂安·卡莉丝：《行政法中的预防措施原则以及举证责任分配》，李忠夏译，载刘刚编译：《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45页。故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在这里关系到证明的可能性、产品的安全性、研发的自由等多种因素。
正是因为风险区别于危险，通常适用于危险防御中的比例原则并不能直接适用于风险预防措施的评价。证明责任通常是用来认定历史性的事实，但是，在风险预防原则适用的场合，相关‘事实是对未来事件以及对规制决策执行情况的预判。认识的不确定性是因知识的不完备而引起的不确定性，可通过更多的研究和实验来减少。[34] （二）正当程序原则：风险预防的学习过程 风险预防措施虽然旨在保障重要法益、确保安全，却是以限制自由、侵害权利为代价的，故而，应当遵循正当程序要求。
而企业只在反驳它所需的限度内进行风险调查，说明结果，申请许可。[40]大塚直「環境法における予防原則」城山英明=西川洋一編『科学技術の発展と法』（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100頁。
公权力机关通过设定许可等方式限制企业自由，应当就此限制的正当性承担说明责任。但即便如此，必须尽可能消除发生损害的可能性，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因而，预防原则仍能在基本权利保护义务中找到根据。
举证责任 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虽然是易为国人接受的观念，但真正付诸实施却可能引发限制自由等诸多法律问题。本文拟从行政法的角度对风险预防的这些基础问题进行剖析。
五、结语：风险预防的限度 在风险规制中，风险预防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理念，也是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适用于科学上不确定的风险领域。通常而言，权益越重要，即使发生损害的可能性小，采取风险预防措施的可能性也大。预防措施通常是根据法律的具体化规定来实施。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保护义务，为了更好地保护基本权利，国家可以根据预防原则设计风险预防的机制，并根据法律的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可采取一定的风险预防措施。
如果有威胁即可采取风险预防措施，而不论威胁大小，则容易侵犯其他重要权益。只要科学信息不充分、不确定，而风险仍被认为太高而让社会无法承受，该措施仍需维持。
但这种义务并不能作为一般原则在体系上予以考虑，而应该在一案一议的基础上考察其可能性。在我国的实定法上，体现风险预防原则或理念的地方有很多，但具体的风险预防措施并不是很多，大致可分成以下几种：第一，事前的安全评估。
[10]现实中有不少措施都有预防效果，却未必能称作风险预防措施。第一是潜在负面效果的确认。
